但他们自己也讲不清应该发展什么,所以经常拿那些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相结合或数智技术的新产业以及金融业或高端服务业来搪塞。
卡夫卡的波希米亚王国被斯拉夫民族包围着,在布拉格,语言政治、族群自治和民族纷争撕裂了整个国家。这个论断建立在他对全球化能够促使各个民族国家趋同于自由和民主所葆有的充分信任之上,然而21世纪初期的国际政治走向并没有如哈贝马斯所愿,形成其所谓的后民族格局,从而达成康德的永久和平。
亨廷顿站在维护西方文明的立场之上,视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崛起为西方的巨大威胁,因此,他的所谓文明冲突论实则是冷战政治思维的延续。和我们刚才提到的福山一样,基佐在他的文明史写作中,刻意地突出法兰西文明的优越性,并将其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终结。人一旦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我们说新的历史便开始了。在这位杰出的存在主义文学大师看来,文学的任务在于揭示世界,促使人们直面现实做出自己的道德和政治选择。很久以来,欧洲人就习惯从基督教的救赎观念和人类文明日臻完善的原则来看待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
1899年—1904年间,伦纳率先提出了文化民族自治学说。与法国知识分子们对现实政治葆有极大的热情不同,德国的诗人和思想家热衷于在想象的世界中建构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文化国家。伟大复兴的世界观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硅单晶上制造芯片的几项主要工艺——涂胶、光刻、刻蚀和离子注入——都来自于化工、光学和金属加工行业的技术积累和设备基础。但是,二分法思维断定产能过剩是结构性的。从2013年起,相关政策出台的节奏明显加快,其内容包括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进一步丰富市场选择,放松监管力度、鼓励混业经营,利率市场化,民营银行放开审批,发展互联网金融(包括后来变得臭名昭著的P2P平台),以及金融国际化(陆续成立10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但无论存在什么样的缺点,计划经济年代的科技体制却具有很强的任务导向特征。
基础研究当然对中国的科技发展做出贡献,但其最大也是最无可替代的作用,是为工业培养了受过科学训练的大学毕业生。同时要强调自主创新,优先支持补上短板、突破核心技术、提升产业链的项目。
这时,中国在核心技术上被卡脖子的论调又出现在这个领域。但是,产业数字化仍然必须经过现有工业的改进和应用创新,因为它受到两个条件的限制:第一,对于数字化来说,数据虽然可以被处理成为虚拟世界,但必须来自真实的工业世界(不真实的数据没有用)。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例如,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每一次通货膨胀都与基础工业的供应瓶颈有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计算机、半导体、软件、化学和生物制药、新型医疗诊断设备等工业的发展,出现了高技术工业的概念。【26】 王林:全球炼化产能将持续增长,成品油或将‘不敌石化产品,《中国能源报》2023年12月25日,第11版。上面的初步讨论为我们以下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基础。科技体制要求把大部分资源拨给它并由专家们来决定用途,其理由是他们的高精尖研究项目决定经济发展,虽然这些项目的议题大多是跟随美国,而且大部分不产生什么实际效果。
其背后暴露的割裂工业体系的二分法政策思维,以新旧产能划分中国工业,是一种自我设限的跟随范式世界观,而非新时代的伟大复兴世界观。【12】在历史上,美国发展芯片大规模生产的关键需求来自于商业计算机的普及,而芯片和商业计算机的早期资助者和大用户之一则是非常传统的石油工业。
原因很简单,中国口罩的生产成本是美国口罩的十分之一。例如,电子和化学工业的创新影响了从消费品到资本品的一系列工业。
4月26日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根据海关统计数据,仅4月24日一天,中国出口口罩的数量就达10.6亿只。2022年1月,美国疾控中心终于承认KN95口罩的有效防护性,数百名美国联邦众议员提前收到国会医生提供的KN95口罩。随着疫情后世界航运市场的复苏和技术进步,中国造船工业从2020年起再度超过韩国。无论从石油化学工业本身看,还是从世界地缘政治看,这都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在受到贷款限制的条件下,一些民营造船厂面对旺盛的需求只能放弃部分订单。那么,新型劳动者从何而来?其他的要素——新型劳动对象、新型劳动工具和新型基础设施也都面临这个逻辑矛盾。
创造这种循环应该是新型举国体制在金融问题上最大的任务。因此,以局部的附加值低、耗能高为理由去砍掉基础工业的产能,其结果必然对整个工业体系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2016年,中国的造船完工量被韩国反超。因此,就工业来说,现代产业体系的标志不可能是以某些工业代替另一些工业的问题,而应该是所有的工业——即工业体系——都成为现代化的。
【5】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并经过作者换算,2021年中国化学工业的营业收入为12949亿美元、钢铁工业为14987亿美元、有色金属工业为10889亿美元、汽车工业为13597亿美元。不过,这段话存在一个重大的自我矛盾:如果传统的实体经济是产能过剩的,那为什么生产率大幅提升(意味着生产得更多)的数字实体经济就不过剩?当然,他们不得不说实体经济是因为有政治正确的约束。
于是,金融体系开始俘获宏观经济政策,无论是社会资金还是政府投资都越来越难以进入实体经济。这三个机制可以充分解释,为什么看上去似乎无比重视科学技术的二分法政策思维一定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工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是由经济的客观规律决定,不以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按照语义和逻辑,未来产业是现在我们不知道的产业。
例如,人们在跟随范式下怀有发展的意愿,但永远不会、不敢想到中国有发展到与榜样国家并驾齐驱甚至超越它的可能性,也想不到榜样会反过手来给中国的发展下绊儿。当时受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影响,刚刚经历了高增长的中国工业确实出现需求不足的问题。
高新技术工业不能代替传统工业的理由,尤其体现在对于新兴产业从何而来的灵魂之问上。传统工业通过吸收新技术可以开发出全新的产品(如数控机床)【7】。
这些变化降低了汽车的生产成本,扩大了生产规模,把汽车从最初的贵族奢侈品变成了今天的大众消费品。我们都亲身经历过的这个事件,足以帮助读者理解工业体系的涵义。
例如,化工在中国被普遍认为是传统工业,而两位研究创新的美国著名学者指出,化学工业是公众了解最少的高技术工业。口罩产业链在中国可以被召之即来的情况证明,工业不仅具有纵向供应关系的产业链,而且还具有更根本性的横向关系,即所有的工业之间都具有潜在的联系,只不过在通常情况下,有些联系明显,而有些联系不明显。如果这个逻辑是正确的,那么由政府部门来布局科研项目就是一个好办法,只要国家在看得见的时间里舍得赔钱。但是,国家保持对这些金融机构的控制,没有贸然让市场占主导地位。
因此,无论ICT发展到什么样的水平,产业数字化的实际进展也只能取决于现有工业企业的创新。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一个没有工业的产油国(如中东国家)不在石油开采、炼化、运输和销售方面依靠美国的工业能力,大概是无法利用石油财富的。
实际上,自我设限的根源是对于中国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恐惧。石化工业在改革开放后得到很大的发展,但直到十三五期间,中国的乙烯需求量一半靠进口。
试问: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来说,无论数字创意到底算什么产业,它还能比纺织品、水泥、能源更重要吗?即使数字创意有了发展,社会还不是照样需要纺织品和水泥。正是在这个历史关头,政治领导人所表达出来的伟大复兴世界观具有无比重要的历史作用,因为这个世界观解除了中国的发展必须以不能改变世界战略结构为前提的自我设限,并以从全球观点思考国家命运的思维方式打开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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